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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金融研究第11期

作者:系统管理员
时间:2015年10月30日        字体:           点击量:

  人民币升值是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吗

  ——理论与实证研究

  周诚君1傅勇2万阿俊3

  (1,2中国人民银行,北京100800; 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200120)

  摘要:本文通过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均衡模型刻画了中国出口变化的决定机制,发现汇率仅是影响出口因素之一,其影响方向和力度大小还取决于其他结构性制度性条件;此外,外部需求、出口商品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变化等因素对中国出口有更重要、更确定影响。运用时序数据并首次使用出口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出口的人民币升值弹性为-0.09至-0.54。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也表明,汇率变化只能解释各国出口变化的小部分,且随着中国自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有所减弱。我们认为,尚不存在人民币过快或过度升值的证据,应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市场供求对汇率水平及波动起决定性作用。

  

  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影响了中国服务出口增长

  戴 翔  张二震

  (安徽财经大学国贸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本文利用1994~2013年中国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服务出口增长具有显著负面的滞后影响;(2)分部门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新型服务贸易部门出口增长影响,超过对传统部门出口增长影响。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进程中,应注意避免汇率过度波动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适当而稳健的汇率政策,不仅对于扩大服务出口,而且对于服务出口结构优化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当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合理空间及其试点方式

  许友传  杨 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北京100800)

  摘要:本文在结构化模型框架内给出了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理论测度公式,并以2012年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新开启为契机,估计了上市银行该年度债务融资的理论价格,在将之与实际融资成本对比后,对其存款利率在市场化后的合理上浮空间进行了经验估算,同时逻辑推演了它们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和次序。保守估计和激进估计的行业存款利率在市场化后的合理上浮空间分别是17.05%和48.02%,表明当前1.1倍之基准利率上限管理相当谨慎,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进行1.2~1.3倍之基准利率上限管制属中性选择。测算表明国有银行和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有较高的利率上浮空间和管理弹性,若基于单体银行试点冲击成本最小等考量,择先进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试点震动测试或不失为较优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刘澜飚  沈 鑫  王 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 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宏观经济环境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日渐显著。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分析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及其风险溢价。模拟结果表明,使用Epstein-Zin效用函数、长期风险等元素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我国一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一些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利用国债收益率进行的参数估计表明,我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偏低的现象可部分归因于我国居民风险厌恶程度较大。历史模拟结果推断,在样本区间内我国国债风险溢价呈现上升趋势和时变特征。宏观经济冲击使利率期限结构出现非平行移动,不同冲击的影响方式与程度差异较大。

  

  宏观货币政策和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对企业投资及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谢 军  黄志忠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广东广州510640;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区域金融发展的角度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从企业投资层面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投资支出显著依赖于内部现金流,即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显著为正,这一发现支持了传统的融资约束理论。(2)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投资扩张,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3)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4)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强化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优化了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及其区域效应的传导机制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契约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杨 畅  刘 斌  闫文凯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要:本文从资产专用性以及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考察了契约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对于短期投资,契约环境的改善会加速推动企业扩大长期投资规模,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行业契约密集度的提高变得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契约环境可以促进企业(尤其是契约密集型企业)通过债务融资扩大投资规模。上述结论为理解我国地区经济与投资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促进金融市场改革、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外债期限、生产结构与价格波动

  汪 莉  尚 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家庭、企业、政府和外贸部门的四部门DSGE模型对长期与短期外债冲击影响微观主体行为(主要是企业和外贸部门)和价格波动的途径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外债冲击作用于生产结构和价格波动的机制存在差异,对于长期外债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短期外债来说,进口成本优势则是影响企业生产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长期外债的增加更有利于在长期内实现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的逐步替代,并且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以中国2003年6月至2012年6月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FAVAR检验,贝叶斯估计结果与模型预测基本吻合。

  

  “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模式与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金融机构的研究

  李维安  马 超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天津300071)

  摘要:本文以2006~201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控股金融机构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了企业的投资不足,但同时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过度,就总体而言,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在民营企业或内部资金较少的企业中,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强,而当管理者代理问题较严重时,控股金融机构增加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伴随企业控股权的增大,控股金融机构增加企业投资过度的变化趋势更加陡峭,而减少企业投资不足的变化趋势则较为平缓。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了金融机构对于控股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从控股金融机构这一崭新视角研究企业投资行为,拓展了企业投资效率理论,对于实业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产融结合模式,提高资金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去家族化”与公司价值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李 欢  郑杲娉  徐永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去家族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用高级执行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非家族高管的比例衡量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水平,本文发现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水平越高,公司价值就越高,经营业绩也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家族高管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去家族化”降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收益超过了增加第一类代理问题的成本。

  

  福兮祸之所伏: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开放的增长效应再探究

  林 曙  叶海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4)

  摘要:本文在考虑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非随机自选择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开放的长期平均增长效应和短期动态增长效应。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它在短期内存在显著的增长效应,但主要是由消费而非投资的增长所导致;并且这一消费拉动的短暂繁荣也绝非没有代价。在开放后十年左右,投资增长的下降最终带来显著的负增长效应以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显著提高。

  

  融资约束、股价信息含量与投资-股价敏感性

  于丽峰  唐 涯  徐建国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1)

  摘要:本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后的A股数据,研究个股价格信息含量是否对企业投资决策有反馈效应。我们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以后,A股股价的信息含量对企业的投资-股价敏感性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并不存在。我们还发现,这种影响与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紧密相关。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投资对股价中的信息作出反应,本文从实际控制人性质、企业规模和是否集团企业几个维度衡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均发现反馈效应仅存在于融资约束较弱的样本中。

  

  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倒U演化及下降点预测

  杨 楠  马绰欣

  (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准确识别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对研究诸多宏观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突破了多数已有研究中参数时不变性的限制,使用面板非参数时变系数模型来研究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变关系,并对未来发展模式进行预测。实证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存在整体上的动态倒U特征和地区间的显著阶段性差异,Ⅰ类地区(北京、上海)、Ⅱ类地区(辽宁、山东等8个省市)目前处于金融发展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Ⅲ类地区(山西、河北等13个省市)将在2018年进入该阶段,而Ⅳ类地区(甘肃、青海等7个省市)在近10年内不会进入该阶段。

  

  大姓当选:生产性投资还是收入分配

  郭云南  姚 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100029;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1)

  摘要:运用包含宗族和村庄选举的中国农村独特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姓氏宗族与村委会选举的互动关系,以及大姓宗族当选对村级生产性投资和村庄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发现:(1)在村庄民主选举被引入后,姓氏人口比例高的候选人在村委会主任竞选中更容易获胜,在人口数量上具有优势的大姓于是当选为村主任的可能性会更高。(2)选举产生的大姓村主任,会增加村级的生产性投资,而对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影响不大。(3)大姓当选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姓氏结构多样化的村庄中。这些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姓氏宗族不仅为其姓氏当选提供了支持,而且进一步对村级行政体系的政策导向也起到了相互制衡与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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